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，在见诸史册的“反秦义军”之中，第一个面对秦朝郡守、郡监的讨伐在“野战”中得以“战而胜之”的势力就是刘邦集团。
这个事件就发生在反秦起义的“第二阶段”，尽管这个阶段时间很短，自秦二世元年九月至秦二世二年十二月，满打满算3个月的时间，却包含了刘邦起兵后的“第一次辉煌”和“第一次挫折”。见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：
攻胡陵、方与，还守丰……秦泗川监平将兵围丰，二日，出与战，破之。命雍齿守丰，引兵之薛。泗州守壮败於薛，走至戚，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守壮，杀之。沛公还军亢父，至方与，未战。雍齿雅不欲属沛公，及魏招之，即反为魏守丰。沛公引兵攻丰，不能取。沛公病，还之沛。
另见《史记·秦楚之际月表》：
（秦二世二年十月）击胡陵、方与，破秦监军。
（秦二世二年十一月）杀泗水守。拔薛西。周市东略地丰沛闲（间）。
（秦二世二年十二月）雍齿叛沛公，以丰降魏。沛公还攻丰，不能下。
两者结合，大事的轮廓其实很清晰，那就是秦二世二年十月，也就是刘邦起兵后的次月，其沿泗水挥师北上攻胡陵和方与，“秦泗川监平”的部队进围丰邑之际，退守丰邑，待其包围二日之后出击，一举击败“秦监军”。
秦二世二年十一月，首次战胜后的刘邦，以雍齿留守丰邑，东进至薛县，与早已起兵的陈武一同夹击泗水郡郡守“壮”的部队，所以“拔薛西”，而未入薛县，野战追击“壮”到戚县，捕杀了这位郡守。
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月，刘邦集团第一次“分裂”危机到来了。
陈胜的正牌下属，也是魏国势力的代表，魏相周市自东郡、砀郡略地至丰沛之间，也就是“捞过界”了，到了原楚国旧地的范围内，而他的来路，就是沿菏水，自昌邑、东缗方向至方与、胡陵，再南进至丰、沛之间。
刘邦并非没有对抗，而是沿泗水北上至“亢父”驻扎，再南下“方与”威胁周市所部的侧翼，“未战”，也就是与魏军对峙，但是没想到的是，“坚城”也就是大本营丰邑却被周市的一介使者招徕，雍齿以丰邑降魏国，待刘邦回归时，竟然不得而入，引兵强攻也没能攻克，恰好刘邦生病，只得领兵退回沛县。
雍齿的反叛，应该对于刘邦的打击并不大，毕竟情有可原，周市给的条件是“齿今下魏，魏以齿为侯守丰”，也就是投降即得“封侯”，而刘邦不过是个“沛公”，也就是“县令”，还是自封的，而这个“侯”却是已经“略定魏地数十城”的“魏相”封的，含金量根本不一样。
但是，丰邑作为刘邦的故乡，却因为“丰，故梁徙也”，也就是丰邑的居民多是原本魏国的移民，竟然一齐“反为魏”，对自己刀兵相向，可以说是他起兵之后遇到的第一次挫折，也是第一次“身份认同”的危机。
如果止步于讲故事，那么刘邦起步的“第一阶段”确实乏善可陈，但如果细究，就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信息。
具体来说，即时间、人物、过程都没那么简单。
见《汉书·萧何曹参传》：
高祖为沛公也，参以中涓从。击胡陵、方与，攻秦监公军，大破之。东下薛，击泗水守军薛郭西。复攻胡陵，取之。徙守方与。方与反为魏，击之。丰反为魏，攻之。赐爵七大夫。
这与《史记·秦楚之际月表》“秦二世元年十月”条下的“击胡陵、方与，破秦监军”文字一模一样，行程立刻转向了“薛”，之后再攻胡陵，说明胡陵又反叛，攻克后，转至守卫方与，结果方与县反叛投靠魏国，丰邑也反叛投魏，“击之”、“攻之”而未“取之”，说两地均已丢失。
确定了时间顺序，以“薛西之战”为界线，之前为“一攻”胡陵、方与，之后为“二攻”胡陵、方与，待方与、丰反叛后的攻击则为“三攻”。
再看其他传记的记载，就会发现细节的增加，见《汉书·樊郦滕灌傅靳周传》：
（樊哙）哙以舍人从攻胡陵、方与，还守丰，击泗水监丰下，破之。复东定沛，破泗水守薛西。
樊哙跟随刘邦“一攻”胡陵、方与没有问题，但是“破秦监公军”的位置不在两县，而在“丰”下，也就与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的“围丰二日，出与战，破之”契合，接下来的记载更指出，沛县在之前已经丢失，这也解释了刘邦为什么在起兵之后“还守丰”，因为秦军已经“反扑”。
但是，樊哙却没有与曹参一同经历“二攻”和“三攻”，而曹参的传记记载，这一段也没有“从”字，再看“常奉车”的夏侯婴，他也只参与了一次进攻，其余两次没有参与，见《汉书·樊郦滕灌傅靳周传》：
（夏侯婴）从攻胡陵平，婴与萧何降泗水监平，平以胡陵降，赐婴爵五大夫。
对于“胡陵平”，《汉书》注释中提到：
张晏曰：“胡陵，平所止县，何尝给之，故与降。”
翻译过来，胡陵县是“泗水监平”的所驻扎县，夏侯婴跟随刘邦一起进攻“胡陵平”，结果在夏侯婴和萧何这两个熟人的劝说下，泗水监平在胡陵投降，夏侯婴得以赐爵五大夫，这也应该是本阶段刘邦集团的最高爵位。
类似情况的是周勃，不过他参与了两次进攻，见《汉书·张陈王周传》：
高祖为沛公初起，勃以中涓从攻胡陵，下方与。方与反，与战，却敌，攻丰。
那么，刘邦本人参加了几次进攻？确定了这一点，基本上就可以分辨出整个刘邦集团的部署和行程了。
答案是，只有一次，即“一攻”。
如果只看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的记事主视角，方与县“四易大王旗”的趣事肯定是不得其详的，只看确切记载，胡陵县也起码易手过“三次”。
最开始胡陵、方与为秦县，被刘邦攻克，换成了楚国大旗，待其撤回丰邑应对“泗水监平”的讨伐大军时，又反为秦县，而刘邦主力此时攻向了薛县的“泗川守壮”，击破该路人马后，又派曹参偏师扫荡胡陵、方与，两县再度换上了楚国旗帜，但当魏国相国周市的大军开来，方与又反为魏地，胡陵未有记载。
所以，一者确定“四易”、一者至少“三易其手”，时间只在两月之内。
确定了这一系列事实，再看刘邦起兵后的军事谋划，就会发现其间的妙处。
刘邦起兵恰与周文在关中的“戏”战败同月，紧随其后即撤出了沛县，转向了丰邑，原因应该就是沛县城大，且在泗水之畔，属于交通线要冲，面对秦朝的讨伐大军难以抵抗，所以主动转进。
但是，在撤出沛县之后，刘邦所部并非无所作为，而是北上胡陵、方与，其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向西与正在掠取魏地的周市所部建立联系，通俗地说，“傍大腿”。
之所以作出这个选择，同样与秦朝的讨伐大军有关，胡陵位于泗水与南梁水交汇处，方与位于泗水与菏水交汇处，都属于交通要冲，对于秦朝的重要性要远远胜于丰邑，故此，沿泗水北上平乱的秦军，一定会被调动至“外线”，而不会直接摧毁义军的家口和根据地。
当然，以上是基于地理的猜测，未必准确，但是之后形势的变化方向，却侧面印证了上述判断。
在刘邦“一攻”胡陵、方与之后，很快就迎来了秦朝的讨伐大军，从结果看，分为了两支，但其“分兵”的地点和前线基地，应该就是刘邦刚刚弃守的沛县，在“收复”沛县后，“泗水监平”和“泗川守壮”分作两军，前者扫荡刘邦部，后者进攻陈武部。
“泗水监平”并未直奔胡陵，而是转向西，沿“泡水”攻丰邑，这个意图应该被刘邦所部侦知，所以才“还守丰”，并遭遇了秦军的围城，两天后，刘邦军出战，这个“时间差”，应该就是刘邦主力回援的时间，里应外合故而“大破之”。
战败的“泗水监平”应该是先逃亡沛县，又在义军的追击下不得坚守，选择向北逃往胡陵而非向东到薛县投靠“泗川守壮”，这个证据就是樊哙独有的经历“复东定沛”，说明他的追击得力，而刘邦部下的其他将领在后徐行，而樊哙几乎是兵不血刃即拿下了沛县。
重新控制沛县后，刘邦所部并未趁势北上，而是选择出其不意，所以，全军向东，在薛县郭西，也就是外城墙西面，击破了秦军，这个战斗位置也说明了“泗川守壮”应该正在攻打薛城，却遭到了突袭，甚至是夹击。
战败的“泗川守壮”在原路逃回沛县的途中，被刘邦的部下斩杀于戚县。
挟大胜之威，才有了“二攻”胡陵、方与，曹参领兵到胡陵城下，经夏侯婴和萧何的劝说，“泗水监平”在胡陵投降，很可能就是这个过程中，“郡卒史”周苛、周昌兄弟才和平地转到了刘邦的旗下。
在胡陵投降后，刘邦分兵两路，主力随刘邦沿泗水北上亢父，在这里有一位“客”加入，即平棘懿侯执（《汉书》作：林挚），应该就是“和平迎接”刘邦的重点人物，而另一路则由曹参率领，沿菏水攻方与，并就此“徙守方与”，镇守该地，跟着他的人就包括周勃。
而萧何、夏侯婴和樊哙，则应该随从刘邦至亢父接收“新地盘”，却不想周市统帅的魏国大军直奔方与，曹参部与刘邦部因而聚集到方与和魏军对峙，却没想到方与县竟然反叛，主动归附魏国，刘邦主力“未战”，而曹参部对方与县“击之”，所以才有周勃的“与战，却敌”，也就是说城池已丢失，还主动进攻了曹参部，周勃领兵击退了方与的魏军。
更险恶的是，周市的“封侯”承诺还拉走了雍齿，丰邑也“反为魏”，此时的刘邦集团控制区理论上应该还剩四县，即沛县、胡陵、亢父、戚县，都在泗水沿线，在集中全部主力攻丰邑却“不能取”之后，“沛公还之沛”，也就是回归沛县，极可能此外三县也已全部丢失。
在第一阶段结束时，刘邦的创业故事就像一场“春梦”，在“独立自主”的辉煌之后迅速沉寂，就像画了一个圈，起于沛县，只余沛县。
这个过程中的两次战斗，即无兵力数目，也无细节记录，远不如《史记》中极富笔墨的“破釜沉舟”和“背水一战”，因为其欠缺戏剧性，所以对于司马迁和班固这样的传统史家而言，并不值得还原、钩沉。
然而，作为后人，我们去回顾秦末汉初的战争进程，就会发现，无论是陈胜、吴广、周文、宋留、葛婴，还是武臣、周市、田儋、项梁、韩广，他们的势力扩张、兵马增加，都离不开一个“徇”字，见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：
当此之时，诸将之徇地者，不可胜数。
所谓“徇”，《说文》记录原意为“疾也”，不是疾病，而是快速，引申义为“巡行”、“宣示”，而“徇”的目的则是使众人顺从，所以，“徇地”并非指“攻城掠地”的行为，而是以大军“武装巡行”令城池降服。
所以，考诸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、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、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、《史记·张耳陈余列传》、《史记·田儋列传》以及《史记·秦楚之际月表》的记载，在第一阶段中除刘邦之外势力的野战实际上只有两次——章邯破周文，田儋破周市。
一次败仗，一次内讧。
可以说，面对秦朝讨伐的大军，反秦义军的“武装游行”手艺立刻露底，只能一败再败，而刘邦集团却是同时期唯一曾击败秦军的义军，原因其实并不复杂，就是刘邦本人的“知兵”，见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、《汉书·张陈王周传》：
良数以《太公兵法》说沛公，沛公善之（《汉书》作：沛公喜），常用其策。良为他人言，皆不省。良曰：“沛公殆天授。”故遂从之，不去见景驹。
古人关注“天授”，今人关注“常用其策”，其实重点在于“以《太公兵法》说沛公……良为他人言，皆不省”，别人听不懂，刘邦能懂，说明两人的“文化程度”相近，具有良好的沟通界面，同时，具有相似的军事才能和悟性，而非对未知知识的“盲从”。
通俗地说，刘邦本人就“能打”，否则，丰邑之战和薛西之战，两次疾风骤雨一样的“里应外合”就玩儿不了那么“溜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