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前247年，一个男孩出生在“丰邑中阳里”的刘家，同一天，邻居卢家也降生了一个男孩，他们的父亲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父一辈的交情也传到了子一辈，年龄渐长之后，两人又一同学书，依旧交好亲近，以至于里中的邻居为了这段友情，第二次搬出了羊和酒来祝贺。
刘姓的男孩身份不必卖关子，就是刘邦，卢家的男孩的名字叫卢绾，日后的汉室显贵，不过，由于他以燕王谋反，其出身和早年经历的记载寥寥，让后人只能从一些蛛丝马迹回溯他和刘邦的交往。
电影《王的盛宴》中的刘邦
在《史记·韩信卢绾列传》中有一处记载：
卢绾者，丰人也，与高祖同里。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，及生男，高祖、卢绾同日生，里中持羊酒贺两家。及高祖、卢绾壮，俱学书，又相爱也。里中嘉两家亲相爱，生子同日，壮又相爱，复贺两家羊酒。
刘、卢两家的“父子相爱”，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“相爱”，而是“世交”的概念，非常奇异的是，“里人”会将这种关系视为新生儿出生一样的“喜事”，并“贺两家羊酒”，这种伦理观念基于当时的社会习俗，三解无暇解析。
但是以“羊酒”相“贺”或许暗藏着玄机。
见《后汉书·礼仪志上》：
朔前后各二日，皆牵羊酒至社下以祭日。
朔，就是每月的初一日，上述礼仪属于“合朔”，所用的“祭品”就是“羊酒”，这一礼俗也见于《论语·八佾》，只是其中鲁国的“告朔”礼俗只用“饩羊”未见“酒”，也就是活羊“杀而未烹”，引发了孔子与子贡的议论。
可见，羊作为祭祀礼仪的“三牲”之一，不单纯是个“食物”的概念，而“羊”与“酒”合称，则多见于两汉、三国的史书记载，如《汉书·昭帝纪》：
（元凤元年）三月，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五人帛，人五十匹，遣归。诏曰：“朕闵劳以官职之事，其务修孝弟以敎乡里。令郡县常以正月赐羊酒。有不幸者，赐衣被一袭，祠以中牢。”
翻译过来就是，汉昭帝对各地方郡国选举的“行义者”，也就是“大汉好人”——涿郡韩福等5人每人赐帛50匹，令其归家，并下诏指出，我不忍心让这些好人受官职带来的劳苦，所以，希望他们能够谨守孝悌忠信的义行，以引导乡里邻人向善。
在赐物之外，还要求郡县政府每年正月都要代皇帝给“行义者”赐予“羊酒”，有不幸去世者，则赐衣被，并以中牢之礼供奉丧礼。
这里的“羊酒”是皇帝对臣下杰出者的“赐”，但又不同于“赐予钱帛”，而是常态的“特殊礼物”，另见《后汉书·方术列传》：
（永建二年）帝不能屈（樊英），而敬其名，使出就太医养疾，月致羊酒。至四年三月，天子乃为英设坛席，令公车令导，尚书奉引，赐几杖，待以师傅之礼，延问得失。英不敢辞，拜五官中郎将。数月，英称疾笃，诏以为光禄大夫，赐告归。令在所送谷千斛，常以八月致牛一头，酒三斛；如有不幸，祠以中牢。
东汉顺帝年间，皇帝征召樊英为官，遭到对方称病拒绝，无计可施之下，值得派出太医探病，并每月送其“羊酒”，两年后，顺帝以天子之尊，对樊英待以“师傅之礼”，问政事得失，樊英才接受征召，担任五官中郎将，几个月后，又自称病情严重，以光禄大夫的官位辞官回乡，皇帝命令，郡县送谷千斛，并每年8月送牛1头，酒3斛，如他去世，则以中牢奉祠。
注意，这里前有“月致羊、酒”，后有岁“致牛、酒”，与昭帝年间对“行义者”的优待类似，又高了一个规格，考虑到“待以师傅之礼”的高规格，则可知，“岁致”、“月致”、“羊酒”、“牛酒”实际上是皇家对于“有德者”的不同级别的“礼遇”，等差取决于用“牲”的等级和频率。
也就是说，“羊酒”在秦汉、三国时代是一种与“社会等级”和“道德高下”相关的“特殊礼品”。
河北望都汉墓“羊酒”壁画
而刘邦、卢绾所享受的“里人”之“贺”，并非皇帝之赐，而是“里人”对公认“德行”——“友道”的一种尊礼，而“羊酒”的规格，相对于皇帝所赐的“牛酒”自然要低一格，可在百姓间的馈赠来说，已经属于极高的规格，毕竟诸侯“告朔”，也不过就是用“饩羊”罢了。
由此可见，刘氏与卢氏，在丰邑中阳里都不是名不见经传的小门小户，而是举足轻重的“士人之家”，否则，哪儿来的“学书”机会呢？
“士”在战国时代已经不再等于政治权力，“官僚制度”的普及和“士”的阶层的人口增殖，都让“士”的身份仅仅是标识祖先血脉和仕宦资格的一个“头衔”，但是，在一个长期延续的身份社会中，“有”和“没有”，差别巨大。
说得通俗点，就像大革命前夕的法兰西，有一个“贵族头衔”未必是富贵人家，可若是完全没有“贵族头衔”的平头百姓，哪怕进入了王家军队，职务往往会被限制在“连长”以下。
刘邦和卢绾很幸运，就是“有”的那部分。
刘邦的先祖，史书中追溯得很远，确切可知的先人，应该始自春秋时期晋国的名臣士会，也称“范武子”，是“范氏”的始祖，他在出使秦国迎接公子雍回国受阻后，曾留居秦地，并留下了一支子孙，称“刘氏”。
不过“刘氏”在秦国并没有涌现出名留青史的名人，反倒在三家分晋后诞生的新霸主魏国的进攻中被掳，移居魏国，又在秦国崛起之后，随着魏人迁梁，又为了避秦之围，迁徙到了丰邑，一个身处魏、楚之边，有丰水、泗水航运之利的繁盛之地。
这一年是公元前275年，距离刘邦出生28年，所以，完成这一“伟业”的刘邦祖父也被称为“丰公”，他的坟墓也留在了这个陌生的地方，与之前的“刘氏”祖先远隔关山。
所以，到刘邦出生时，刘氏在丰邑已经繁衍了两代人，丰邑东北十五里的“枌榆社”也成为了“刘氏”祭祖的“巫社”，正因为如此，《西京杂记》中才记载道，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因为怀念丰邑而郁郁寡欢，直到刘邦在关中原样搬迁了“新丰”和“枌榆社”，方才开怀。
同样情感的是刘邦本人，见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：
高祖曰：“丰吾所生长，极不忘耳，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。”
刘邦自述生长于丰邑，决难忘怀，也正因为“爱”，所以对丰邑父老跟随雍齿反叛自己依附魏国而切齿痛恨，丰邑和魏国的藕断丝连容后细述，这里先说说“刘氏”在“丰邑”的根基。
电视剧《楚汉风云》中的刘邦
刘邦的祖父称“丰公”，父亲称“刘太公”，母亲称“媪”，也就是老太太的意思，至于刘邦的曾祖姓甚名谁，史书缺载，只知道“丰公”应该还有个兄弟，日后的燕王刘泽，按照《汉书·荆燕吴传》记录：
高祖从祖昆弟也。
“从祖”就是祖父的兄弟，也就是说，刘泽是刘邦一个“曾祖父”的堂弟，他的身份，在《史记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中有一句补充：
与高祖疏属刘氏，世为卫尉。
也就是说，虽然没有出“五服”，已经算是“疏属”，这也印证了李祖德在《刘邦祭祖考——兼论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变革》（《中国史研究》，2012年第4期）一文中的论断，即刘邦建立汉帝国后的祭祀与宗亲理解，已经脱出了西周“分封制”和“宗法制”下的“百世不迁之宗”与“五世则迁之宗”，而是以“家”则“迁”的家族组织。
简单地说，以刘邦为中心的“族”，其实有两个阶段，第一阶段是称帝之前，其“族”以“亲属”为核心，也就是“同祖”的“家族”；第二个阶段是称帝之后，其“族”以“宗亲”为范畴，立宗正官，“序九族”，前一个阶段，以功赏相关的“吸纳”为主，后一个阶段，才以法令的形式对“宗亲”进行了确认，比如以“妻族”入“宗室”。
比如不知所起的“荆王刘贾”，在《汉书·荆燕吴传》中就只记录了：
高帝从父兄也。
也就是说，“刘太公”也有兄弟，刘贾正是这人的儿子，也是刘邦的堂兄。
刘邦本人的兄弟也是这个“家族”内的成员，包括：
父亲刘太公、生母媪、太上皇后、长兄刘伯，次兄刘仲，本人刘季，异母弟刘交。
在《刘邦斩杀的“白蛇”与一群被史书“遗忘”的人》一文中，三解谈到了刘邦兄弟“有字”的问题，这也是古来的一大公案，以至于很多人基于《史记》称字不称名的写法而认为刘邦出身“低微”，名“邦”其实是称帝后附会。
问题是，史书确有记载刘交字游，刘喜字仲，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对汉帝均不书“名讳”，今日所知的景帝刘启、元帝刘奭的“名”，盖出自东汉人荀悦的注释，其中也提到高祖“讳邦，字季，邦之字曰国。”而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也明言“季”为“字”，而非“名”，可见刘邦兄弟，应该皆有字。
至于以“伯仲季”为“字”不雅的说法，古之名人即有管子，名“夷吾”，字“仲”，这里的“仲”或许有行第的意蕴，却总不能说“管仲”的身份低微，兄弟称呼“老大”、“老二”、“老三”。
电视剧《楚汉风云》中的刘邦
而《史记》中的“刘季”、“刘仲”字样的记载也不难解释，“刘交”游学齐鲁受业于荀子再传浮丘伯，师长取“字”理所当然，而“刘仲”的记载不多，见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：
（汉高帝九年）未央宫成。高祖大朝诸侯群臣，置酒未央前殿。高祖奉玉卮，起，为太上皇寿，曰：“始大人常以臣无赖，不能治产业，不如仲力。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？”殿上群臣皆呼万岁，大笑为乐。
这里是刘邦对自己父亲开玩笑，你以前老说我“无赖”，没本事“治产业”，不如刘仲有本事，现在我的“业所就”和刘仲比谁多？
这里的“无赖”二字，并非今天讲的地痞流氓，注家言：
《集解》引晋灼曰：“许慎曰：‘赖，利也’。无利入于家也。或曰：江淮之间，谓小儿多诈狡猾为‘无赖’。”
许慎是东汉人，《说文》的作者，当时的“赖”仍等于“利”，翻译过来就是，缺少赚钱谋生的能力和手段。另外的说法则是江淮之间的“方言”，是说小孩性情狡猾，联系上下语境，并不贴切。
结合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对刘邦的描述则是：
仁而爱人，喜施，意豁如也。常有大度，不事家人生产作业。
上文中的“治产业”，应该将“治产”与“治业”分开，“产”为财物、稼穑的经营，“业”为家宅、房垣的营造，故而“产”为“生”，“业”为“作”，所以，刘邦才说“所就业”，这是指刚刚完工的未央宫，到底谁的房子大、谁的房子多？
类似的说法，参见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：
始为布衣时，贫无行，不得推择为吏，又不能治生商贾。
“治生商贾”并列，说明“生”的对象是“产”、是“财”，而非专指种地，或者今天意义上的“生产劳动”，而这个民风世俗，略可见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所言：
夫用贫求富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，刺绣文不如倚市门，此言末业，贫者之资也。
至西汉武帝时，求富殖产仍有这样的观念，将战国时代的丰邑“刘氏”比附为后世的“小农之家”无疑谬以千里，恰恰相反，这是一个当时意义上的“强宗豪右”。
在过往的“刘氏”家族故事里，有一个说法是，楚元王刘交作为“幼子”，又与刘邦非一母所生，其母应为“续弦”的富贵之家，所以，才有了伯、仲、季三个前妻之子与后妻之子刘交的巨大差别。
前妻之子要“生产作业”，“有字无名”或者“有名无字”，而后妻之子则可以游学大儒门下，“有名有字”。
但是，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，因为刘邦之生母“媪”并非死于“秦焚书之前”，而刘交在“秦焚书时”已经辞别浮丘伯等师友回乡。
电视剧《楚汉传奇》中的刘邦
见《汉书·高帝纪》：
汉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阳。尊王后曰皇后，太子曰皇太子，追尊先媪曰昭灵夫人。
另见《汉仪注》：
高帝母兵起时死小黄北，后于小黄作陵庙。
“小黄”地在陈留郡，又言“兵起时”，可知刘邦之生母死时已在刘邦起兵反秦之后，故此，“前妻”、“后妻”之说当不确，而《汉书·高帝纪》又记：
（高帝十年）夏五月，太上皇后崩。秋七月癸卯，太上皇崩，葬万年。
而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在此处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句：
春夏无事。七月，太上皇崩栎卫宫。
两者的矛盾，恰恰说明了真相，以《汉仪注》记载来说，刘邦之母的“陵庙”犹在，哪怕是汉高后七年，由吕后追尊设置的“陵庙”，到了司马迁的时代也应该存在，所以，司马迁是以不言代直言。
要知道，刘邦尊“刘太公”为“太上皇”在汉高帝六年夏五月，而项羽归还吕后、太公的时间是汉五年，当时并未提到刘邦之母，可知其母在此年之前已然过世，而刘邦即皇帝位在汉五年二月甲午日，同时即追封其母为“昭灵夫人”，偏偏漏过自己的父亲，可知两人的关系非常微妙，见《汉书·高帝纪》：
上归栎阳，五日一朝太公。
可见，“刘太公”在家中应该极有威势，所以，刘邦哪怕以皇帝之尊，也不敢和其父拮抗，才“五日一朝”，而他的对抗手段也就是“不上尊号”，等于双方僵持，而“太公家令”出来劝谏打圆场，才有了：
太公曰：“帝，人主，柰何以我乱天下法！”
你是皇帝，天下人之主，怎么可以因为我一人而“乱天下法”？父子俩并非和解，而是合作，以至于有“未央宫”成后的“玩笑”，恰恰反映的是刘邦心中的耿耿于怀。
那么，最重要的合作是什么呢？
电视剧《楚汉传奇》中的刘邦与吕后
答案，应该就在上文中的“太上皇后”上，刘邦之生母不得为“太上皇后”，那么，这位要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刻意掩盖人物是谁呢？
只能是楚元王刘交之母，也就是刘太公的“正妻”，恰恰因为她的存在，才让刘邦在登基之时就急不可耐的追封生母的规格只到“夫人”的级别，也恰恰因为她的存在，才让刘邦在为太上皇上尊号之后，不得为“昭灵夫人”升格为“皇后”，因为很简单，刘邦之母很可能是“刘太公”的妾。
证据另见《汉书·高后纪》：
（高后七年）夏五月辛未，诏曰：“昭灵夫人，太上皇妃也；武哀侯、宣夫人，高皇帝兄姊也。号谥不称，其议尊号。”丞相臣平等请尊昭灵夫人曰昭灵后，武哀侯曰武哀王，宣夫人曰昭哀后。
“昭灵夫人”是刘邦之生母，“武哀侯”就是“刘伯”，“宣夫人”则是刘邦之姊，吕后提出“号谥不称”，也就是“不合适”，要求百官重新讨论尊号，当时的丞相陈平就陈请尊昭灵夫人为“昭灵后”，“武哀侯”为“武哀王”，“宣夫人”为“昭哀后”，等于“各升一格”。
此时的吕后应该自知时日无多，才在临终前完成丈夫最后的愿望，就是将其生母的“妃”位升格到“后”位，由此可知，刘邦在家中，根本不是“嫡出”，而是“庶出”，但在生前先有父亲的积威，后有幼弟的情谊，让他实在不方便抬升母亲的尊号地位，而只能留待后人等到楚元王刘交薨逝之后才好措手。
谁料想，高帝、惠帝父子，乃至于长寿的吕后一个个被楚元王刘交“熬死”，再不趁着仍有积威之时完成，以后恐怕再无机会，吕后方才借机下诏。
问题是，在吕后以异姓之身临朝称制时，楚元王刘交这个“宗室长者”并无反应，在吕后驾崩后，并无直接利益诉求的楚国却与想当皇帝的齐王刘襄联合“反汉”，齐楚联军的兵锋甚至杀到了荥阳，是否与吕后在临终前最后一次触动他“儒者礼法”的神经有关，我们不得而知，却不能排除这一可能性的存在。
反过来说，“刘太公”的小家庭，至少有一妻、一妾、四子、一女，嫡子得以远赴齐鲁“学礼”，庶三子得以与卢绾一同“学书”，收贺礼则“羊酒”，还是“小门小户”的气象吗？
至于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中记载刘邦务农：
高祖为亭长时，常告归之田。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，有一老父过请饮，吕后因餔之。
刘邦为亭长已入秦多年，“秦制”强制要求“分户析产”，则刘邦早已从“刘太公”家中分出，也可见他长嫂对他的态度，见《史记·楚元王世家》：
始高祖微时，尝辟事，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。嫂厌叔，叔与客来，嫂详为羹尽，栎釜，宾客以故去。已而视釜中尚有羹，高祖由此怨其嫂。
注意，这里的时间背景是“高祖微时”，也就是还未为吏的时候，曾经逃避官事（或为官司，或为“事”之“徭”），也就是躲藏之中，自然不能回自己家，所以到大嫂家蹭饭吃，没想到大嫂厌恶刘邦，假装羹已吃完，刮锅边出声，宾客自然就走了，而刘邦却发现锅里还有剩羹，自此之后对大嫂非常怨恨。
至于赊欠酒钱之类的经历，并不足以说明刘邦的经济条件，恰恰相反，如果是“贫民之家”，根本不可能有赊欠酒钱的信用，更不会有：
仁而爱人，喜施。
也就是“乐善好施”的名声，当然，也就不可能在秦灭六国之前，得以到魏国外黄，“数”从张耳游，“客”数月，要知道，游侠的“游荡”不但需要本事，也需要名声和财富，否则根本不可能支持其大范围的活动，更不要说几次三番地去和张耳结交了。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刘邦肯定是个“败家子”，因为他对信陵君的憧憬表明，他的人生规划与娶了本地“白富美”担任“外黄令”的张耳完全如出一辙，只不过，张耳是“致千里客”并“名由此益贤”，而刘邦的“小家”却根本不支持他复制一遍张耳成为“魏之名士”的路子。
作为“大家长”的刘太公，应该属于非常“传统”的士人，嘉许“治产兴业”的儿子刘仲，期待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儿子刘交，对于刘邦的这种“野路子”，他恐怕并不愿意投资，而刘邦“庶三子”的身份也让他在“分户析产”中很难得什么优待，以至于对他的“养客”之举，连他的寡嫂都望而生厌，缺少财富支持，使刘邦的“名士”之路从一开始就举步维艰。
当然，不久后，他的机会也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