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世纪二十年代，中国正处于思想变革的活跃期。激流涌动的新文化运动，造就了一大批国学大师，或者是他们引导了这场变革。
其中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，其开创性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影响深远。这种开先河的创举，甚至于高出他的学术观点内容本身，此人就是胡适。
胡适1891年出生于松江府（上海），出生时其父胡传年已五十，四年后去世。
19岁时胡适考取“庚子生”，保送留洋。学成归国后，入北大任教。学贯中西的他，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引领者。
他致力于改变国人旧观念、旧思想，无疑有积极进步的一面，但对于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。他与树人先生的交往，恰是两种截然相反评价的有趣结合体：
恰逢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应用的年代，树人先生也是坚决拥护白话文的，读过胡适写的著作后，赞不绝口：“警辟之至，大快人心！”两位大才子一见如故，大是倾心。然而，随着一系列分歧，两人背道而驰。
树人先生对胡的态度由大加赞赏，转变为讥讽排斥。连那本原认为“警辟之至”的《白话文学史》，在周先生眼中“也不见得好”了。
倒是胡适初衷不改，仍有赞语：“五四白话文的贡献，成绩最大者是托名鲁迅那位”。
鲁迅眼中“揉不得沙子”，对胡适教学生“只管读书莫问国事”以及同高官往来甚为鄙夷。反而胡适对此不以为意，依然故我。在苏雪林恶意攻击鲁迅时，他还曾出面维护，告诫苏“不必攻击私人行为”。
如此大度，和胡适率性自然的性格有关，更是与其思想观点有关。
他曾对“生气”做过一番很精彩的描述：
世间最可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，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，这比打骂还难受。
胡适的好脾气，也因他是个理性之人。他的理性甚至有些过头，过分强调客观却忽略了主观的重要。
面对日军对中国的威胁，胡适认为，以中国孱弱的军力，绝不具备对付倭寇的能力，倘若与日本冲突，无异于以卵击石，希望微茫。
他的观点是：一个国家真正覆亡不在军事失败，而在文化学术灭亡，应致力于文化学术事业。
正是因为他过于理性的观点，蒋曾斥他为“文化买办”。
胡适作为文化人，某些观点还是有着狭隘性的。如果一个国家军事失败，无法保持民族独立，入侵者定会以另一种文化予以改造替代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？这种情况事实发生过，日本在占领区强行推进日语教育，企图改造敌占区民众的思想。
他仅以“不具备对日作战能力”之由一味避战，恰恰是忽视了信念所能诱发的巨大能量。
胡适反对暴力，坚持渐进的改革。在文化上他是破旧立新的先驱者，但在改变当时混乱现状的方式上，是站在“改良者”一方的。
胡适诙谐幽默，曾发生过很多趣事。
胡适、江冬秀
为取悦夫人江冬秀，竟独辟蹊径创出“新三从四德”：
太太出门要跟从，太太命令要服从，太太说错要盲从；太太化妆要等得，太太生日要记得，太太打骂要忍得，太太花钱要舍得。
读来令人捧腹，放在今日，胡适堪称“模范丈夫”。
可能是由于精神世界太过丰富，他对钱的态度很无所谓。
胡适收入高，时局困难身边不乏穷朋友，没饭吃了就去他家蹭。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胡夫人对此也很宽容，总是倾尽全力招待这些囊中羞涩的客人。
李敖在成名前经济窘迫，给胡适去信，称三条裤子都送给了当铺。胡适对李敖的满腹才华还是很爱惜的，赶紧寄了一千元过去，解其燃眉之急。
有人说为了这份情义，李大师一辈子没把谁放在眼中，但对胡适却能另眼相待。
也不尽然。李敖一贯直言不讳，不能因为这个就不抨击：
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，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……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，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，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！
唉，真是文人相轻啊。
胡适一辈子醉心学问，为中国古典文化到现代文化的转变，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，影响和培养了罗尔纲、傅斯年等大批新文化生力军，功不可没。他是一位成功的学者，并非圣人，瑕瑜互见。归根结底，他终究是一个好人。
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评价：
胡适是一个书生，说不好听一点，就是一个书呆子。